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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仇
第七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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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节
刘喜把从鼠洞挖到的碎玉米扔到屋地上,急忙去了何守道家,向他打听去清河矿该坐哪趟车,正赶上何守道也要出门儿,便答应和刘喜一块儿走。
刘喜提出当天走,何守道问他为啥这样急,刘喜觉得何守道不是坏人,便把打马向伟的事情说出来。何守道把屋里屋外看了一遍,然后说:“还是光棍好,丢了没人找,当天走就当天走,人走家搬,没有挂牵。”他让刘喜回家收拾一下,两个人在南甸子上会齐,抓点紧,能赶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何守道最近没往外跑,原因是受了伤,胳膊同绷带吊着,腿也瘸。他说是从火车上摔的,村里的孩子们都相信,但成年人产生怀疑,吴有金说得更直截:“什么摔的,胡说八道,我看是偷东西失了手,被人抓住打的。”
要说何守道是小偷,很多人说他冤枉。他搬到刘屯,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也没动过队里的一草一木,和羊羔子、孙胜才不一样,村里没人防备他。
自从羊羔子和孙胜才偷了马荣的芦花鸡,这两人也从此被村里人印上污点,虽然这种污点和政治上的污点不一样,不剥夺人身权利,但一些人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俩。孙胜才进了城,脱了干系,哪家丢鸡丢鸭都怀疑羊羔子,有人丢了鸡蛋,也以串门儿的方式到他家看看。羊羔子也看出这一点,但他不在乎,仍然干着顺手牵羊的把戏。后来,羊羔子以烈士后代的身份扛起造反大旗,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地位的提升也带动觉悟的提高,他暗暗发誓:“对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假装看不见!”但是,在大的利益面前,羊羔子还是不能手软。
今年雨季,队里的猪圈被浇倒,羊羔子以给队里往回找猪的名义把猪崽抱回家,被大胖子看见,用取笑的方式对他说:“你这个刘永烈也是空有其名,革命这么些年,还改不掉老毛病。”羊羔子瞪起眼,怒斥大胖子:“是不是你爹一摘帽你就阳棒?要那样,还给他戴上!以后你对革命者说话要注点儿意,不能随口乱咧咧。我是从队里拿回个猪崽,那不是偷,只能说是盗,你懂不懂?”
羊羔子不识字,也不完全懂得“盗”的含义,只知道小偷是小人,而“大盗”形象很高大。评书上讲,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多数是江洋大盗,值得崇拜。就眼前的事来说,马荣就抱回两个小猪崽,谁敢问?你大胖子说句风凉话试试?马荣虽然谈不上侠客,最起码比你大胖子强。
刘屯人仍然继承古朴的民风,外地人在此路过,会向村民讨口水喝,村民们不但把水烧开,甚至用热汤热饭招待,贪黑走不开,村民们会把土炕烧热,让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留宿。由于以后的诸多原因,人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生产队的大坑上,还常常睡着去火车站的过路人。
刘屯的房屋都很简陋,很少有人家上锁,就是有锁也是摆摆样子。夏天热,睡觉时都是开门开窗,没发生行窃,没人干乱七八糟的事。如果年景不是很坏,几乎家家养鸡,鸡架设在柴垛旁,不加防护,鸡可以随意出入,只要看住黄鼠狼,就不会丢鸡。母鸡把蛋下到别处,邻居会主动送回。羊羔子和孙胜才偷马荣家的芦花鸡,是村里罕见的事,怪不得马荣大动干戈。在刘屯,有两种人最叫人看不起,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搞破鞋,被文化人总结起来叫男盗女娼,谁家出了这样的事,几辈子都被人讲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视野开阔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人的认识也在悄悄变化,便产生偷猫偷狗不算贼的说法,继而发展到偷瓜偷果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偷情之事,也常有发生,都习以为然,谁也顾不得耻笑谁。
刘屯人曾经恨过大鼻子,不但是恨,而且怕,特别是女人,把大鼻子看得比瘟还可恶。后来有人考证,说恨大鼻子是源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最严重的是那次俄日作战,外国人不但在中国大地上杀戮,还祸害中国妇女。当时的年轻女人为了避灾,都往脸上涂草木灰。后来大鼻子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帮助中国人打败小日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派出专家来支援建设,中国人尊敬地称起大鼻子为老大哥。接近他们的女人不涂草木灰,而是擦胭抹粉,不但敢和他们握手拥抱,还以挎着外国人的胳膊为光荣。
刘屯人没见过黄皮肤女人挎着白皮肤的大鼻子,这些事都是听刘占山说的,刘占山把那些女人捧上天,让一些男人生出酸溜溜的感觉。
后来,大鼻子修了正,老大哥变成阶级敌人,刘屯人跟着批修,在批修的同时又在斗私。既然是捍卫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就不能存有半点儿私心杂念。把斗私批修喊得最响的当属马荣,而且有了发挥,叫做斗批私修。他这样解释:“我们都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也是我们的,跟集体,谁也不能保留私心。妈啦巴,以队为家,缺啥拿啥。”不过,不保留私心的民兵排长也不是一视同仁,缺啥拿啥的也只能是少数人。刘永烈大名鼎鼎,拿队里的东西也要以偷论处。羊羔子不服气,和马荣产生隔阂,偷着给马荣的骂名升级,由老狗变成老狼。
别人把队里的东西弄回家叫偷,羊羔子叫盗,而马荣则叫拿。马荣把队里的两个猪崽拿回家,还振振有辞:“猪圈倒了,我不拿别人也得拿,让我们贫下中农拿走,总比坏人偷走强。妈啦巴,要让四类偷走,这些猪崽就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凶。”这话传到邻队刘昭义的耳朵里,气得他结巴半天儿才憋出一句顺溜话:“世界上有个加拿大,我们中国叫拿大家。”
阶级斗争快速深入,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以偷为耻的刘屯人,现在也能把偷的性质明确区分。偷个人东西叫损贼,最没出息,被人看不起。偷队里的东西没人笑话,还有人追随。偷外队的东西会让人高看一眼,在村里也能扬眉吐气。但是,事情总有正反两个面,扬眉的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偷外队风险大,被逮住要挨打,鼻青脸肿是平常事,重者被打断腿。偷本队风险小一些,和四类一起游街的滋味儿也不好受。偷个人没风险,但是很难得手,而且会遭到痛骂。同样是偷,既有光荣和羞耻之分,又有挨骂和痛打之别,互相矛盾。心里感到光荣者,往往身上受苦。
何守道身上受苦,在家眯了一个月才勉强扔掉拐棍儿。
他是在火车上作案,用手掏别人的钱包。何守道的所为,刘屯人也有所知晓,但人们也能把这种掏包的行为和被人唾弃的小偷区分开。他是偷外地人的钱,而且偷的文明,村里不但没人鄙视他,还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小捋”,孩子们看他穿得整齐,说他有能耐,包括刘喜在内的淘气包都喜欢跟着他的屁股转。
刘喜把挖电线杆子时母亲给他的零花钱都带在身上,在甸子上等到何守道。
何守道临出门儿特意打扮一番,头顶前进帽,身着中山装,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篮球鞋,刚刚用粉笔涂抹过。他鼻梁上架着墨镜,挡住两只机智的黑眼睛,看上去像位绅士。只是他背的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太土,和他这身行头搭配起来,显得不伦不类。
相比之下,刘喜的衣着可谓寒酸。母亲给他新做的对襟黑棉袄,已经开了两个纽扣,前襟和袖头被鼻涕抹得变了色,阳光一晃,映出光亮。棉裤被树枝刮出几道口子,虽经母亲缝补,还有棉花露出。棉鞋是嫂子杨秀华新做的,做得精巧,却戗不住刘喜穿,一只鞋的前脸儿开了花,另只脚的拇指钻到鞋外。天气还不算冷,可两只手在挖鼠洞的过程中被冻肿,像两个发起的小馒头。
雨雪停,太阳露出笑脸,西北风不愿和昔阳做伴,跟着流云溜走,一道晚霞布上天空。
通往小南河的土道泥泞湿滑,何守道和刘喜选择在荒甸子上走,踢飞草茬子上的冰渣,弄得鞋里湿凉。
刘喜回头看村子,影影绰绰地看到马荣出了家门,他担心马荣到家里去闹,仔细一琢磨,把心放下来:“马荣有些怵大哥,又有二哥顶着,大不了母亲向他赔个不是,再答应踢我几个腚根脚。”刘喜小声念叨:“让马荣老狗等着吧,到踢我腚根脚的时候,黄瓜菜早凉喽。”他一高兴,在草甸子上蹦跶起来,边蹦边唱:“嘿啦啦啦,嘿啦啦……”
何守道拽住刘喜,大声叫:“不许唱这破歌!”
刘喜瞪他一眼。
何守道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让马荣知道,得把你抓起来。”
“你胡说。”
“我咋胡说?你把修正主义叫老大哥,这是什么性质?你念过书,应该知道。”
刘喜不言语,他觉得这个不务正业的小捋也学会装腔作势。
何守道瞅着刘喜,墨镜里藏着奸笑,装作很得意的样子说:“这回好,咱俩也不用出远门儿了,我回村,把这事报告马荣,保证立功,说不准奖励我一麻袋高粱,省得再出外找食儿了。哈哈!你刘喜帮了我大忙,我的吃饭问题解决喽!”
何守道往回走。
刘喜没理他,自己往南走。
何守道喊住刘喜:“我这话你别不当真,马荣想抓你,你就是逃到清河市,也要被抓回来。你是小孩,再能耐也逃不脱无产阶级设下的天罗地网。”
刘喜变得迷惑,心里想:“这何守道算什么小捋?就是损小偷!见利忘义,还装假积极。”
何守道返回身拦住刘喜,笑着说:“这么着刘喜,我的白球鞋被泥水弄脏了,你给我擦干净,我就不给你汇报,这叫私了,还领你去清河矿。”
刘喜盯着何守道。
何守道见刘喜不动,他又说:“给你五秒钟考虑时间,你要不擦,我就回村找马荣。”
刘喜把泥鞋踩到何守道的脚面上,为了解恨,他又蹭了蹭。
何守道想不到刘喜会这样刁,生气地瞪着他,刘喜一脸嘻笑。
看到刘喜笑,何守道把墨镜拿开,对刘喜说:“看来你这小子心眼儿真不少,坏心眼儿只有一个,你把这一个坏心眼儿放在好心眼儿的上面了,好心眼儿你都留起来,总用这一个坏心眼儿,这样好啊,在世面上能混得开。我这个人哪,也有坏心眼儿,只是好坏心眼儿交叉用。实话对你说,我是个三只手,每年就干那么三两次,不是偷鸡摸狗,而是拿有钱人的钱包。人活在世上,就图个吃穿呗,吃饱喝足了,再想着挂马子,就这么点儿活头。我说给你打小报告,那是逗你玩儿,我要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早就不回刘屯的小土房子了,说什么也比刘辉混得好。”何守道问刘喜:“你小子又狠又坏,干我这行准有出息,给我当徒弟你干不干?”没等刘喜回答,他又使劲摇头,边摇边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跟我学,把你带上这条路,对不住你哥哥。”
两人在昔阳快要落地时趟过了小南河。上了岸,都觉得冷。何守道为了取暖,在大堤上跑起来,刘喜在后面追,追得气喘。何守道拉开距离就歇一歇,歇下便唱歌:
“我也一无所有,
你也一无所有,
但是我比你自由。
我在荒原放声唱,
你话到嘴边要停留。
刮风下雨你害怕,
天南海北任我游。”
一列火车从西向东开过来,刘喜和何守道登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不是像何守道说得那样,坐火车不用票,而是他俩没买票。当然,坐不花票的火车要挤一些,别说是座位,连站的地方都是挤满人。好在旅客们都会利用空间,笨拙的躲在便所和洗手点,身材灵便的抢占行李架,车箱里挤不下,车梯上挂着年轻人。
要是夏天,挂车门是最舒适的享受,时下天气冷,这种滋味儿就不那么好受了。何守道把刘喜推进车箱里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刘喜的安全,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在火车上拿点儿“活”。
何守道经过名师指教,扒窃技艺很高超,他每年在火车上跑几趟,吃的穿的都不缺。也许是今年该他走背运,把手伸进老公安的衣兜中。老公安和盗贼打了十几年交道,称得上反扒高手。
丢掉空包的老公安对他很客气,把他“请”进公安局。公安局搞起文化大革命,一些人靠边站,又增加新鲜血液,那里的小伙子们可不怎么和善,一顿折腾后,何守道拄着拐棍回到了刘屯。
受过皮肉之苦后,何守道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反思,也曾下过金盆洗手的决心。他想学刘强,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劳动者,但又觉得刘强活得太艰难,不但是刘强艰难,他觉得整个刘屯人活得都不轻松。他们面朝黑土,头顶烈日,辛苦一年,连肚皮都填不满。相比之下,还是做小捋这行活得滋润。有吃有穿,还能挂到马子。看老逛活得多赔?辛劳一生,连个女人都找不到。但是,干小捋这行确实存在风险,时刻小心谨慎,还是被抓被打,真是应了“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老话。
何守道在犹豫之际又想到那些无缘无故被斗被打的人:“就说本村的肖艳华,她是被马文逼着通奸的,她图啥?什么也得不到,顶破天也就是马文给她一个大饼子,不是照样挨打挨批吗?还有贾半仙,就是喜欢说个鬼的,还不如肖艳华来得实惠,也跟着挨斗。那个于老师就更不用提了!辛勤教书,把学生培养成人,被他的学生打伤扔到庞妃庙的树林子里,死活未定。最近听说在泡子沿老家露了面,说不定哪天还要被那个叫满天红的黄毛丫头抓起来。相比之下,这顿打挨得不算冤,再拿活时多加小心,一定要认准对方的身份。”
何守道故意在人群中挤,寻找做案目标。满车箱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虽疲惫,警惕性也不高,只可惜他们身上都没钱,把手伸进他们的衣兜里,弄不好再被他们的同伴发现,那可是赔本的买卖。
火车路过省城,在一个大站停下来,过半旅客下了车,车箱内才显得宽松,并且有了空座位。
一位瘦高个老汉上了车。
他和城里人不一样,一身破旧的对襟棉袄表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汉脚踏一双新做的黑色棉鞋,挺干净,像是不舍得穿。他头戴仿制军帽,把帽沿拉得很低,眼睛不看人,只注意过道和空出的座位。胳膊上挎着一个花筐,花筐里装满鸡蛋,怕别人碰,用另只手紧紧地护着,躲着旅客,寻找落脚的地方。
老汉从何守道和刘喜座位旁经过,何守道看他一眼,然后不屑地扭过头看着窗外。火车缓缓行驶,电线杆慢慢地向后移动。
他在何守道的后排找到座位,把鸡蛋筐放在座位下,可能是怕丢的缘故,又把油污的帽子盖在鸡蛋上。和老汉同座位的年轻人小声问:“大爷,你是串亲戚吧?拿了这么多鸡蛋,这礼真不薄。”老汉看了年轻人一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低下头沉思。年轻人觉得老汉挺实诚,又像有什么难处,便没话找话:“大爷,你上车时把帽沿拉得这么低,看啥一定不得劲儿,这是人少,人多你就抢不到座位。”老汉摸摸散乱的头发,又弯下腰看了看帽子盖着的鸡蛋,坐直身躯开了口:“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把我们叫老倒子,我这老农民,自然低人一等,把帽沿拉低就是害怕见人。”老农民带有风趣的大实话,让他身边的小伙子有了兴致,他提示老汉:“大爷,看来你很少进城,一定要记住到站,火车可不像你们农村的毛驴车,走过了再拐回来,火车是不会往回拐的。”老汉瞥一眼年轻人,他说:“不用往回拐,我去的是终点站。”
“终点站是清河市,火车开到那就是小半夜,公共汽车都要停,你到农村的路怎么走?”
“先在清河市住下。”
“住?现在还有地方住?旅店和澡堂子都改成红卫兵接待站,你除非蹲票房子。票房子里的人又杂又乱,小偷又多,你万一打个盹儿,这筐鸡蛋就没了,你可千万要小心。”
对于年轻人的善意提示,老汉很感激,便把实情告诉他:“车站附近有我一个亲戚,我想到那委一宿,唉,难哪!这筐鸡蛋不是送人的,我还得舍着老脸向亲戚借钱。”
幽暗的车灯下,好的年轻人把老汉认真大量一番。老汉自称的老脸并不老,只是印满沧桑。从老汉的表情看,他正身陷难处。年轻人问:“大爷,你是不是碰到沟沟坎坎,或者是不顺心的事。”
上车时,老汉还存有戒备心理,怕鸡蛋被众人顺手牵羊似地轰抢走,他紧紧地护着。由于身边年轻人的热心,使他渐渐放松了警惕,话也多了起来:“不是碰到小沟坎,而是过不去的大河,多亏遇到好人哪!”
听到老汉这样说,身边的人都侧过身,连寻找作案目标的何守道也侧耳倾听。老汉以为人们都关心他的事,便从头讲了起来:“我家住在清河市以南的山沟里,距市区有五十里的路程,那地方山清水秀,村里人很少得病,可偏偏该我倒霉,灾难从天而降。”老汉揉着眼睛说:“我老伴儿头上长个小包,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可那个包越长越大,才想到弄点草药吃吃。吃了山上的草药不管用,又到公社卫生院去瞧瞧,卫生院的医生说是粉瘤,割开就会好,也没让住院。谁也没想到,开刀的地方不封口,流脓淌水,脑袋肿得像倭瓜,疼得受不了,才领她到城里看病。几家医院都看出她得的不是好病,对家属说得了癌症,叫做什么上皮癌,他们都说治不了,哪家医院也不收。眼看一个大活人要等死,家里人急得不得了,咬咬牙带她去了省城。在省城碰了几次钉子,最后托熟人进了省城最有名的大医院。要说这个熟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她是给医院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这年头,干什么都要讲路子,有了这位老太太的引见,我们认识了一位最有能耐的老大夫,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他可不简单,那些挺精挺怪的医生都管他叫老师,听说还有教授的官衔儿。他给我老伴儿瞧了病,说能治。他的这句话,等于救了我们全家。
我们农村人,虽然日子过得穷些,不能不讲良心,老大夫帮我家捡回一条命,我们不能不表示,这不,东挪西凑,攒了这筐鸡蛋。我给老大夫送到家,可老大夫说啥也不要,他说他就乐意给病人瞧病,还说每一个病人都是他的亲人。老大夫面慈目善,说出的话让人心里热乎。因为我老伴儿得的是要命的病,需要住院开刀,他问我带了多少钱?”
讲到这,老汉低下头,用手把蒙鸡蛋筐的帽子拿开,轻轻地摸鸡蛋,看得出,他是为老伴儿的治病钱发愁。
何守道也在听老汉的讲诉,不过心不在焉,他把头转向窗外,外面一片漆黑,连从车窗旁走过的电线杆子都看不到。老汉提到钱,触动了他的经,何守道回过头,目光明显地亮了很多。
老汉用帽子把鸡蛋筐盖好,他又说:“咱那山沟里,土地不算肥,尽管铲四遍五遍地,打得粮食总是完不成任务,影响了粮食翻身仗,分值只有三、四毛钱,去掉领回的三百六十斤口粮,还有做饭用的柴禾,哪家也分不出几个钱儿。亏得我老伴儿日子过得细,又勤快,每年养口猪,又喂一些鸡鸭,换几个零花钱儿,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要说没病没灾都好说,哪曾想大难临头啊!她得病倒下,家里的日子更没法过,让我立马拿出钱给她治病,我可真没办法。”
老汉的为难情绪感染了他身边的人,一些人帮他叹气,也有人用怒眼扫视他。怒视他的人觉得老汉是故意丑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甚至不抓就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这不是他们的学校或单位,那些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者,也只好犯一次宽恕阶级弃已的重大错误。
听到老汉拿不出看病的钱,何守道眼里的亮光立刻变暗,他显得无精打采,脑袋耷拉到座前的小桌上。
老汉说:“老大夫看出了我有难处,他帮我想办法,说先把病人安排在走廊里,让我回家去借钱,还催我快一些,说病人到了这个份儿上,一分钟也耽误不得,等我交上押金,办理正式入院,他立刻实施手术治疗。”老汉扭过头看窗外,目光僵直,仿佛在黑暗中寻找给老伴儿治病的钱。
车箱里变得很静,叹气声和愤怒声都停止。在场的人都明白,老汉的老伴儿得的是大病,要实施一个大的手术,让一个老农民拿出那么多的钱,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汉把目光落回鸡蛋筐上,仿佛这小小的鸡蛋会变成一沓一沓的人民币,他用这些钱给老伴儿治好病,领老伴儿回到家乡。
突然,老汉收回手捂住左胸,好象棉袄里藏着什么,怕丢掉,还从衣领里面摸了摸。这个动作,别人没往心里去,何守道则变得精起来,他离开座位,在车厢里走动。
老汉有些感慨:“遇到好人了,多亏遇到好人,老大夫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看我没了辙,他从家里拿出二百元钱给了我,这钱太重了,我不敢接,也不能接,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可老大夫说,这些钱还不够,你先揣着,回去把鸡蛋卖掉,再跟亲戚借一些,凑齐了,一并把押金交上。”
老汉身边的人被老大夫感动,还有人发出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多,伟大领袖**英明伟大,教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刘、邓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让我们过上吃不饱饭、治不起病的贫苦生活,我们坚决不答应!”
何守道转回来,不时地向老汉瞥上两眼。
老汉流着泪说:“老大夫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我不知该怎样报答,就先给人家跪下。他把我扶起,说千万不能这样,既然找到这,就说明咱有缘分。还说这二百元钱他也不急用,也不用我还了,治病最要紧。我说那可不行,这么大的恩情,让我无法报答。老大夫说不用报答,说不定哪天他遭了难,我再帮他。”老汉像是自语:“那么好的人,又那么能耐,人家会遭什么难?只不过就那么说一说。”
车厢里斗志昂扬的革命者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一个穿着旧军装,扎着宽皮带的青年驳斥老汉:“你这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背离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你把老大夫当做救命恩人,是非常错误的!太阳最红,**最亲,他老人家才是我们的最大最大的大恩人。老大夫给你一点儿小恩小惠,你就感动得失去方向,站到地主剥削阶级的立场!”
青年人的话,让老汉变得愤怒,他也提高声音:“**最亲,我比你还知道,你才穿几天死单裤?就跟我摆革命资格!除了**是恩人,世上就没有好人了?你这个知恩不报的家伙!”
这是在火车上,又面对陌生人,要不然,扎宽皮带的青年会和同伴儿把老汉抓起来。他让老汉呛得脸红脖子粗,对老汉的反驳也带有逻辑性:“你敢保证那个老大夫没有历史问题吗?说不定是个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
小伙子的话提醒了老汉,他更加愤愤不平,对身边的人说:“听在医院里打扫卫生的老乡说,老大夫也要挨整,红卫兵要把他赶出医院。他可千万别走啊!他一走,我老伴儿的命就算完了!”
小伙子仿佛抓到把柄,大声说:“让我说对了吧!有文化的老家伙没几个不挨整的。你只考虑你老伴儿的命,不考虑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是严重的私心杂念在作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你要把自己的私心斗倒斗臭!”
面对空洞、教条的革命腔调,老汉觉得既可恨又可笑,也许老汉正经受磨难,他不想和这个无知的小青年斗气,对其他人说:“有些事真让我这老农民糊涂,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现在的事。过去小日本侵略中国,烧杀抢掠,他们是想霸占我们的地盘儿,弄走我们的口粮。国民党跟我们打仗,是想把我们的国家抢到他们手里,他们骑在穷人头上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吃糠咽菜。现在的人也不知为了啥?都奔同一个奋斗目标,都是保卫一个领袖,都喊**万寿无疆,却分裂成两大派,你争我斗。都讲大公无私,谁吃亏也不干。这整人吧!也不分好人坏人,找点毛病就打倒。就说这个好心肠的老大夫吧!一辈子就懂得瞧病,他能有多大错?也给弄了一堆罪名,叫学术权威,三开分子,还有那小伙子说的罪,叫里通外国。老大夫在解放前是出过国,可解放后他改了,一趟也没出。这人有错,改了不就行了,伟大领袖还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不能揪住小辫子不撒手。”
老汉讲诉完,被小青年找出破绽,他大声说:“你把老大夫说得那样好,到头来他是里通外国的大坏蛋,我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警告你,不许你再说他是好人,你再为地主资产阶级歌功颂德,我们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老农民的脸憋得通红,他抬起头,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说话的青年。过半天儿,才大声吼出:“你这是放驴屁!谁说老大夫的坏话,谁不得好死!”
老汉开口骂人,激怒了所有满脑子阶级斗争的“无产者”,他们不惜丢弃革命者的高尚风范,用脏话回骂老汉。
人群骚动,有些人摩拳擦掌。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高压下,同情老汉的人纷纷往后撤,老汉孤立无援,牢牢地护住身下的一花筐鸡蛋。
何守道从老汉身边擦过,并随手把刘喜拉走,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塞给刘喜一个小包,用眼告诉他,豁出命也要保管好。
刘喜溜进便所,把小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纸币。一阵紧张兴奋之后,他确定这是老农民身上的钱。
火车放缓速度,提示旅客进了车站。老汉身边的青年们也不愿再和这个无知的“老倒子”对奏,一齐往车门处挤,给了老汉一段短暂的清净。
列车猛地晃动,又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老汉突然大叫起来:“唉呀我的妈呀!我身上的钱全没了!”
人们只顾下车往家奔,没有人关心老汉丢钱的事,那几个被老汉骂过青年人,脸上还露出幸灾乐祸的讪笑,有人大声说:“丢得好!”
经过长途跋涉后,列车停止了艰难的喘息。站台空荡,几盏零星的路灯更显昏暗,有人在站台上走过,就像夜游的幽灵。星星布满天空,镰刀似的月亮挤向地面,工厂里尘雾弥漫,浓烟滚滚,企图把残月掩埋。站台边有一棵老杨树,被寒风吹得光秃秃,上面的老鸹窝,像几个孽生的肿瘤,惊飞的乌鸦返回,在夜空中“呱呱”地叫几声,以此来驱赶它们领地上的人们。
老汉蹲在站台中央,一动不动。没有声,没有泪,甚至没了知觉,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死死地坚守着一花筐鸡蛋。他的不远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徘徊,天气冷,孩子的两只手抱住怀,怀里有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两百元钱。
站台下,何守道坐在铁轨上,眼珠儿不停地转,看看老农民,又看看刘喜。
吹来西北风,老汉扛不住,他歪了歪身子,坐在原处。帽子被风吹走,他不去捡,两只手只顾摆弄筐中的鸡蛋,除了鸡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整个世界都是黑的,连近处的孩子替他捡回帽子也不知晓。老汉在黑暗中看到了钱,十元大票,每张上面都压着一个鸡蛋,他数着:“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二三……”老汉反复数着,鸡蛋被他拿起又放下,就是数不到二十。
刘喜抱着老汉的钱包,他觉得很沉,压得他离不开站台。他曾想过,这些钱是何守道冒着风险从老汉身上拿到的,很不易,为他保存,最起码也能分两张。听说城市里的山楂糕五分钱可以买一个,自己先吃饱,给小石头和四胖子每人带回两个,堵住他俩的嘴,再和马向伟打架,省得他俩当叛徒。
刘喜往老汉身边移动几步,看到老汉的手停下来,头抬着,双目无光。弯月在浓烟中挣扎,不知老汉的心灵还能挣扎多久?刘喜在心里说:“应该把钱包还给他,不然老汉会死掉,他一死,老太太更活不成了!”
何守道在站台下等刘喜,他知道,这个顽皮的孩子要去还钱包,想阻拦,挪不动步,到手的钱让老汉拿回,他又舍不得。何守道心里着急,又怕喊不住刘喜,只好顺其自然。
刘喜的心理极为矛盾:“这钱真是好东西,谁花谁舒服,如果把钱还给老汉,山楂糕肯定吃不上,何况这是何守道冒着打断腿的风险弄来的,还回去没法向他交待。但这是老汉的救命钱哪!用它买山楂糕,无法往嘴里送。”
刘喜还小,扭曲的灵魂还很脆弱,还有一些善良在闪光。如果他把对生命的认识和残酷的斗争结合起来,他会变得不可救药,拿到老汉的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然后毫不吝惜地花掉。
世界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把人做为战争和斗争的工具,不论是害人者和被害者,生命都变得一文不值。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有些人死得其所,一些人则轻于鸿毛。刘喜认为,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阶级异己,黑帮分子,他们的生命都不值钱,唯有显赫革命者的生命才比泰山还重。老汉的老伴儿得了重病,首先要区别是哪个阶级。如果老汉不是无产阶级,就不该给他老婆治病,老大夫出了钱,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凶。
刘喜分析老农民在车上的举动,他说他革命那阵子小青年儿还穿活单裤,而且骂知恩不报的人。看来他不是阶级敌人,这笔钱还是不能拿走。
尽管刘喜的灵魂左右颠倒,还是一点点接近老汉,刘喜的头脑中闪现出一个挣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眼很像母亲,她需要这笔钱,没有钱她就会失去生命。
刘喜把帽子送给老汉,老汉不接,他像一个木偶,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旁人牵动。刘喜拿出老办法,进一步辨别老农民倒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最后的鉴定,如果老汉是坏人,还有机会把钱拿走。然而,老汉表情冷漠,从外表难以区分。
刘喜把黄军帽给老汉戴在头上,为了恢复原貌,他特意把帽沿往下拉。
老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生命也随之恢复。他把刘喜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落下泪说:“孩子,你也是农村的吧?是不是回不去家?找个背风的地方吧,千万别冻着。”
刘喜说:“我不冷。”
“那是饿了吧?我这有鸡蛋,你找点柴禾烧几个。”老汉非常小心地捧出三个鸡蛋给刘喜,凄怆的泪掉在鸡蛋上。
刘喜说:“我不要。”
老汉“唔唔”地哭,他走投无路,用哭声向一个陌生的孩子倾倒满腹悲痛。
“他是好人!”刘喜心灵中出现肯定的一句话,他把钱包掏出来,扔到老汉的鸡蛋筐里,然后说:“我捡到一个包,你看看里面是什么?”
老汉迅速打开熟悉的红布包,二百元钱一分不少,他惊呆,说不出话。
刘喜蹲在老汉的对面。
突然,老汉抓住刘喜的两只胳膊,嘶哑着问:“你是小偷吧?”
刘喜往起挣,老汉不松手,用双膝跪在刘喜面前,头往刘喜脚上磕:“孩子,你是小偷,你是好人,你救了我老伴儿,你也救了我,你是我家的大恩人……”
何守道站在老汉身边,拎起他的鸡蛋筐,大声说:“他不是小偷,小偷是我。”
老汉回过头看何守道,立刻想起:“这个人在火车上见过,他和眼前的孩子坐在一个位置上。”
松开刘喜的老汉慌忙给何守道作揖,说得都是感谢话。
何守道教训老农民:“以后把钱藏得牢固点儿,更不能说身上有钱。你可好,让我白费了很大劲儿,啥也闹不着,还得陪你遭罪。”
老汉推着何守道手里的鸡蛋筐,满怀感激地说:“你这个小偷是大好人,说的话都在理。把这筐鸡蛋拿走吧!以后再想法报答你。”
“没人要你的鸡蛋。”何守道放下鸡蛋筐,对老汉说:“钱都还你了,要这些破鸡蛋有屁用?”他指着刘喜:“这孩子可不是小偷,你别弄错人。还有,以后把小偷和小捋要分开,干我们这行的叫小捋,专门在火车上拿活,是技术工种,跟小偷不一样,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老汉不停地点头,连连说是。
何守道拉走刘喜,登上通往清河矿的最后一趟电车。
刘喜心里揣个兔子,怕何守道为难他,电车上人少,他打算往人多的车箱里钻。何守道挡住他,刘喜心里更没底,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何大哥,我看老大爷太可怜,才敢那么做。要不,要不这么着,明儿个我想法挣点钱,还上你,你要信不着,先把我兜里的钱都拿走。”
何守道板起脸,瞪着刘喜说:“谁是你大哥?你叫我爷爷!”
刘喜变得一脸嘻笑,盯紧何守道,握紧两只小拳头。
刘喜的嘻笑让何守道轻松下来,他觉得这个顽皮的孩子挺逗人,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干他这行的基本素质,但他不想收刘喜做徒弟。何守道说:“何荣普的老爹叫何老道,我和他是一家子兄弟,你和何大壮是同辈儿,何大壮管我叫爷爷,你叫啥?”
刘喜大声喊:“我不叫,你爱咋地就咋地!”
何守道露出笑模样:“不叫就不叫吧,现在这世道,爷爷和孙子没区别。”
看到何守道没有难为他,刘喜反倒过意不去,他说:“何大哥,这么多钱让我败坏了,你不会恨我吧?”
“要恨你,早把你扔到火车站了!这次算倒霉,哪天我再溜一趟车板,把这次损失补回来。”
电车停在清河煤矿,何守道把刘喜送到职工宿舍大门口,对他说:“你爸爸以前住一宿舍,因为有一些查不清的历史问题,让他住到这里。这叫职工二宿舍,每个屋住八个人,在一张大铺上挤着。”
刘喜让何守道一同到宿舍住一宿,何守道不同意,摇摇头说:“你爹是个倔巴头,认为我的手不干净,不会搭理我,我也不去找不自在。”
刘喜问:“天这么晚,你到哪去住?”
“天这么高,地这么大,还能没有我住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去找个暖气道,那地方暖和呢,说不定遇上马子,我就有个临时的家了。”
午夜,矿区变得格外寂静,天上的星星眯着眼,都不愿理会游荡的闲人。何守道寻找宽一点儿的暖气道,用歌声驱除孤独和寒冷:
“你也一无所有,
我也一无所有,
但是你比我忧愁。
你为生计细盘算,
我把今晚当尽头。
太阳升起你度日,
黄昏伴我一起走。”
刘喜在宿舍见到父亲,父亲很消瘦。
文革初期,刘宏达受到冲击,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政治觉悟高,思想进步的工人都成了专业的革命者,全心全意地抓革命,便让刘宏达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下井促生产。在井下干活虽然累,但不用弯腰游巷道,刘宏达在劳累的同时也尝到几分轻松。但是,这样的好景不会长,革命派不会让他这样的人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指示他们升井后不能回家,先批判自己,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严重的人还要上台陪绑。
刘喜到清河矿的第二天,就赶上一个较大的批斗会,在走资派没被押上台之前,还要进行比忠大赛。比忠大赛和批斗大会都由吕希元主持,被人称为“稀屎痨”的孙胜才在会上做出了惊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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