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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五四”新青年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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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五四”新青年的领袖?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陈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从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礼教的辫子;其次,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还有——则是以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为主体,乃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呀什么的……


    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燃料。**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o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粱漱溟、林纾等保守派。


    胡适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参予《新青年》甚早。1916年1o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钮岱峰先生曾说:胡适“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希望杂志暂时和政治保持远距离,为此他主张把《新青年》交由他一个人主办。”当然,这遭到鲁迅等人的拒绝。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弛。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予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校旱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校旱《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校旱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一直以青年为民族的希望,倍加爱惜。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


    鲁迅与胡适,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是做书生,还是做斗士?是做改良派,还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笔为剑,还是解甲归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会老的,更不会退却。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头断流血,都不推辞。”用鲁迅的话即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属于“‘人’的萌芽”、“个人的自大”、“超过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将是永远的呐喊者,即使在彷惶的过程中,也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他们以呐喊、以控诉,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人——憎恶并且弃绝种种国民劣根性。是在沸水里烫过、血水里泡过、碱水里煮过的,是剥皮削肉、脱胎换骨的。他们是《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柔石、胡也频、萧红、郭沫若、巴金……


    新青年啊新青年,排成长队、赴汤蹈火的新青年,以血肉筑成长城的新青年,改变了自身也改变了历史的新青年——离我们很远了吗?


    其实你我,都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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