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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散文精选
荷马与特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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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与特洛伊
荷马做了一个漫长的白日梦。梦中的城池叫特洛伊。在他醒来的那一瞬间,这堵非人工所能建造的城墙垮掉了。他从堆满残砖碎瓦的床铺上站起来,坐到书桌前,忠实地记录梦见的人与事。他只要稍微慢一点儿,海市蜃楼就会从头脑里消失。幸好他是迅速的。
自这一天开始,他成为一位诗人。诗人的使命,就是在梦的废墟中写作。但诗人绝不仅仅是捡破烂的,他还需要将那曾经屹立过的建筑物逐一恢复。对梦的复制,有时比在一片空地上进行原创还要艰难。但这正是对诗人的考验。他是否秉承了的旨意?是否能够超越个人想象的极限?
所有的废墟都是失败了的建筑。即使建筑已不复存在,可一种深深的失败感,依然按照原有的规模与格局笼罩着并站立着。当然,只有境遇相同的失意者,才能触摸到那在回忆的地平线上高低错落的影子——而影子似乎比原先的建筑本身更为沉重。由此可见,在盲诗人梦见一座影子城市之前,战败了的特洛伊,一直都在苦苦寻找着能够为自己谱写挽歌的人。它终于把目光投到落魄的荷马身上。
明明是一位卖唱的乞丐所做的梦,后人却将其追认为最早的史诗,并且据此产生了无限的猜测。幻觉也可以造就真实感。借助于荷马的呓语,特洛伊就这样避免了失传#狐虽然在与希腊联军的交战中败北,却战胜了时间。
至于荷马,他是以卖唱行乞的方式,替自己的白日梦寻找着听众,等于是在替自己的遗产寻找着继承者。
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在《新世界的地图之一*群岛》中写道:“十年的战争结束了。海伦的头发,一簇灰云。特洛伊,一个白灰坑,在细雨蒙蒙的海边。细雨像竖琴弦般绷紧。一个眼忧郁的男子捡起雨丝,弹奏《奥德赛》的第一行。”他把荷马的琴弦,比喻成雨丝做的。正是在这如泣似诉的琴声中,奥德修斯出发了(或返航了)。
作为最古老的流浪汉,奥德修斯面对的是命运强加给他的旅行,他不会为了自己有可能进入史诗之中而感到丝毫的骄傲。甚至对旅行中必然会出现的诗意,他不得不忍耐——因为这原本不属于他而属于远方的荷马。他相信自己同时还作为另一个人在故乡成长:一个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抑或一个不会射箭的农夫……他时常感觉到体内激荡着一股异己的力量。他逆来顺受地承受了命运的任何惩罚。虽然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惩罚就意味着了结。这是他倍感轻松的原因。
我更愿意相信:荷马本人,就是那归来的奥德修斯。他上岸之后,以放下宝剑的手拿起了笔,开始谱写那部在记忆中逐渐退潮的“海上史诗”。或者说,奥德修斯的晚年,成了失明的荷马。为了成功地转变为另一个人,他必须穿越整座海洋。
还乡,为了续接上自己被纂改的前半生,也为了把自己想像成一个从不曾离开家门的人。奥德修斯可以毫不冲突地过着两种生活:在远方的,以及在原地的。当然,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体会到两种死亡:两个人同时在他身上消失。归来的老水手,飘散的头发已经像芦苇一样泛白了。漫长的航行,岸一直在折磨着他——思念是一种不露痕迹的酷刑。然而现实永远是令人尴尬的。奥德修斯啊,你回到故乡之后,感到自己再次成为异乡人。只有当年曾目送你离开的那条看门狗,没有觉得你陌生。
老荷马在奥德斯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另外一次人生。与其说他在写史诗,莫如说在写自传——这自传纯粹是虚拟的,却使他像额外活了一回般满足。他相信自己可以在写作中逐渐变成另一个人,并且身临其境地出现在那个人的生活中,而不被识破。但他最终也搞不清:那个人的妻子、儿女、朋友、仇敌,究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是确实存在?他只知道自己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越来越小心翼翼。有时候,就像归来的武士接受盘问之际会下意识地握紧腰间的剑,他牢牢地抓住能够保佑自己摆脱尴尬的笔……
他开始撰写一部虚构的回忆录。记载的是自己各个年龄阶段的幻想。那些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充斥了他的回忆,以至他遗忘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
巴特农殿残存的石柱,是古希腊的肋骨,支撑起永恒的星空。虽然那个时代华丽的肉体早已经腐朽了,却留下了拒绝毁灭的象征。
从荷马(包括后来的弥尔顿、博尔赫斯等盲诗人)身上,可以发现:几乎没有盲人!只不过大多数人的眼睛是朝外看的,而有些人的眼睛却长错了位置,长在了体内。诗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管他失明与否,都需要有一双内视的眼睛,擅长洞察内部的黑暗。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是无法真正了解世界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匿着世界尚未显示出来的另一半。
除了历史之外,肯定还有一部关于历史的历史:阐述历史如何诞生,如何遭到无情地纂改,以及如何自欺欺人……它就跟史前史一样,隐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它就跟史前史一样,找不到自己的作者。然而我相信,这一切瞒不过诗人的眼睛——哪怕这位诗人不幸又是个盲人。他总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有谁能够写出一部诗歌史之外的诗歌史,或者,写出一部诗歌的史前史?在荷马史诗之前,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存在?进入诗歌史的诗人(从荷马开始)是伟大的,但那些隐蔽在史前的无名氏(他们肯定不以诗人自居)更为伟大。他们是诗人的祖先。说实话,荷马在我眼中已经够古老了,还有比他更为古老的诗人吗?在荷马史诗之前,是否还有史前的史诗?假如时间确实是循环的,那么这一切就不是疑问。
荷马史诗即使再丰富,也有其局限。我希望能从对它的局限的发现中找到乐趣。
我只为我想象中的荷马史诗而激动。它不是荷马写的,而是我写的,是理想中的经典,同时也是一部无法存在之书。它比书店里摆放着的精装本荷马诗史更完美,具有无限的内容。严格地说,它是任何人(包括荷马、包括我)无法逐字逐句写出的,因而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作者。一部读不完的混沌之书,却能以偶尔泄露的光线,照亮我的生活。
我觉得,阿喀琉斯之所以令敌人闻风丧胆,并不仅仅因为他武功高强,还在于他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刀枪不入的话。如果他一直不曾受伤,这个话必将完好无损地保持下去。然而他偏偏还是中箭了!为了免得谎言被戳穿,他忍住疼痛,将话稍加修改:当年自己被母亲倒提着浸入冥河,惟有脚踵的位置未接触到河水,因而成为全身上下仅存的弱点……我想假若他中箭的部位不是脚踵而是手指,他也会替手指找到类似的理由。(除非对手一箭击中其心脏,他才无法喋喋不休地开脱自己)。留下这是有决定意义的遗言之后,他终于可以像英雄一样无憾而体面地死去。在我眼中,“阿喀琉斯的脚踵”这个典故,与其说象征着英雄身上惟一致命的缺点,莫如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残酷的荷马,你让那么多英雄倒在血泊中,仅仅为了染红一位美人的石榴裙。你让一座城市玉石俱焚,仅仅为了自己的诗卷能够获得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力量。诸都是虚设的,你才是真正的铁石心肠。而你最后却把这种责任全部推卸在海伦身上。
为了使海伦获得金钢钻般的魅力,你必须首先制造出一个瓷器一样的特洛伊——它的使命就是被打碎。哦,这过于奢侈的牺牲品!
有一千个读者也就有一个千个海伦,甚至还要更多。爱尔兰诗人叶芝在19o9年7月8日的日记中大发感叹:“两天前我梦到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人们虐待我们的缪斯,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既然海伦在世的时候,他们所给她的不过是一支歌和一句玩笑?”他醒来后写下一首《海伦在世时》:“在绝望中我们曾号泣:/为了一点琐事/或喧闹、野蛮的竞技,/人们竟然放弃/我们曾历尽千辛万苦/赢得的美人心;/然而,假如我们漫步/在那些高塔里,/遇见海伦和她的情侣,/我们也只不过/一如特洛伊别的男女,/打个招呼,逗个乐。”是啊,海伦在世时,人们也许对美及其所需要支付的昂贵代价习以为常;然而当她彻底成为传说之后,人们只会变得更为吝啬了,已懒得去追求所谓的轰轰烈烈。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置身于一个海伦已不在的时代,我不得不克制内心的浪漫、激情以及对戏剧性的偏爱,才能跟周围享受廉价的爱情的人们保持一致。否则,我的存在必将成为特洛伊城墙最后坍塌的一角。
叶芝骨子里有一个“海伦情结”。他还将自己苦恋的女演员兼女政治家毛特*岗比喻为海伦。对于他而言,这段持续多当的单相思不亚于一场个人化的特洛伊战争——尤其当毛特*岗嫁给别人之后,叶芝的心情遭到沉重的打击。他写过一首《没有第二个特洛伊》,对毛特*岗在爱尔兰政治运动中鼓吹暴力革命不太赞成:“我何必怪她,说她使我的日子/充满了不幸,或者说她近来会/教给无知群众极端狂暴的方式,/或煽动小百姓去与大人物作对,/只要他们有着大如欲望的勇气?/什么又能使她安静?既然生就/被高贵锻炼得单纯如火的心地,/长得有如满月似的美貌,具有/高傲、孤独和极其严肃的品格,/在这样的时代里显得很不协调。/嗨,她就这样,又能做出什么?/难道还有一个特洛伊供她焚烧?”叶芝的海伦,居然跟荷马的海伦如此相似,都属于既美又不安份的女人。第一次见面叶芝就被她的美貌征服了:“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或许,每位诗人的生命中都将遇见自己的海伦(在情感上既是“救星”又是“克星”),并且因为恍若梦境或蚀骨的烦恼而歌吟。海伦,开启了诗人歌喉的塞子。
荷马只塑造了一个海伦。可她却在后世有无数的影子。在但丁那里,在歌德那里,在叶芝那里……我怀念古希腊。古希腊既是一个古老的时代,又是人类文明永远的青春期。在我想象中,荷马是其惟一的皇帝,海伦是其惟一的王后。这是被诗与美所彻底统治的王朝。
奥德修斯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上,顿时体会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那份悲壮。他们冒着同样的危险,却是为了盗取不同的事物:“海妖的歌声是异端的美,天堂的火种则是圣的光……这就是盗火者与窃听者的区别。这就是他们的幸运与不幸,他们享受的冒险的乐趣以及不得不承担的惩罚。
塞壬的歌声今人是无法听见了,甚至,也无法想象。是美声唱法还是民族唱法?没有其他乐器,只靠海浪伴奏。她们迟迟不愿上岸,莫非准备做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可是,谁敢娶她们中的一个呢?这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看来音乐是嗜血的。要想抗拒这挡不住的诱惑,只能用蜡团堵住耳朵。耳朵,是水手身上惟一的破绽。
合上书页之后,我不断地回想起荷马史诗里那群秘的女歌唱家……
遗憾的是,我生活在塞壬已失踪的年代。唉,此曲只应天上有!即使我愿意做美的牺牲品,也找不到值得为之献身的那种美了。大海啊大海,碧波万里,却没有一处可做我的墓穴。因为没有一处可做塞壬的婚床。
看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当忧伤的主题歌响起,我仿佛又回到那片地址不详的水域。裙裾被海风掀动的女歌手席琳*迪翁,莫非是塞壬的复活?
因为对大海充满想象(而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荷马史诗对我的培养),在真正见到海之前我就是一个生活在6地上的水手。我希望自己的心是铁锚的形状。我最偏爱的服装是海魂衫。我的罗盘,是一部精装本的《奥德赛》(据说它曾经装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行囊里)。我在梦中从不迷航。
荷马史诗每翻译一遍,就等于被重写。所有的译者,都自觉地成为荷马的替身。
荷马史诗究竟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究竟有多少译本或版本?据博尔赫斯统计,荷马史诗在若干年前仅英文就有二十九个译本了:“越来越多的大量译本是古代的诗歌生命力的象征(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它们永垂不朽的象征)。但是,这同时也说明荷马早已死去。那各色各样的译本都是为了使他死而复生的、无用的、人为的做法……”有的将荷马史诗译成四音步诗或六韵步诗,有的译成古意大利诗的形式,有的译成亚历山大体,有的用词组和短诗译成,有的索性逐字逐句译成严谨的散文,还有的译者努力让荷马史诗“与《圣经》相适应”。“种种译本全都出现了,但没有一种译本是令人满意的。”我想,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译本,都会使那本应属于幻觉的《荷马史诗》显得过于具体、过于现实。而荷马史诗里的人物,原本都是梦中人。一旦做梦的人醒了,他们就会在日趋淡薄的记忆中失真。
有人认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诗歌翻译有其不可违抗的独特准则。首要的准则是,不应该创造。”博尔赫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荷马这样的天才诗人而言,任何闪念都是一次性完成的——或者说,荷马史诗本身就已达到了完美。它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几部尽善尽美的作品,是不可修改的。当然,这主要指它的原文,那是我理想中的荷马史诗。事实上,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很严重的修改。很难有谁使荷马史诗的魅力在经过翻译之后而不打任何折扣。
我更愿意相信自己读到的译本是荷马史诗被削减后遗留的一部分。还有什么能比我对荷马史诗的想象更完整呢?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块金币的正面与背面。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况且还有一位绝代佳人担任女主角,英雄的血、美人的泪调和成一杯鸡尾酒,令人不饮自醉,点燃起满腔的激情。
中年以后则越来越偏爱《奥德赛》,从主人公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每个人的后半生都意味着返航,而返航常常比出发时还要惊险、还要孤独。你面对的不再是充满诱惑(无限的可能性)的全世界,只是被惊涛骇浪重重阻挠的一个家。怀揣梦想的火种走得有多远,梦想破灭后返回的路就有多远。绕了一大圈,还得回到起点。
或许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三世纪的克塞诺斯和革拉尼科斯提出异议:两部史诗风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像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亚历山大城学者阿里斯塔尔科斯则认为:这一切只能证明两部史诗系同一位诗人创作于人生的不同时期,《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期的作品,《奥德赛》则诞生于作者晚年。就我而言,我更支持后面这种说法。
一块金币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镌刻着青年的荷马与晚年的荷马。而它们更像是两个人,更像是两个人的头像。一个是意气奋发的青年,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他在成长,他所虚构的那个世界也在成长。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从他的梦里几乎看不出任何抄袭的痕迹。他仿佛是人类中第一个做梦的人。
荷马也有荷马的困惑。他寻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文体——因为它尚未诞生。对于他而言,表达永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放弃了表达,又更为空虚。为安置那个混沌的梦,他用一生的时间创造并完善了史诗的体例。随着他本人的成熟,他苦心经营的史诗也日趋成熟(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
即使创造者死去,如影随形的作品也并未停止生长。荷马缔造了史诗的传统。后人的写作,无不是为了尽可能从中挣脱出来。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传统之中一阵又一阵的抽搐。所有的诗人(包括但丁、歌德在内),都在不自觉地帮助荷马续写他的史诗未完成的部分。这几乎是一项无限的工程。
我替一首古老的诗歌修剪着新长出来的指甲。虽然我的心已经被划伤了。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你系了一个活结,然而你并不准备再亲手把它解开。你的力气已经用尽了。却又反对别人靠近这根危险的绳索。你究竟想用它来束缚自己呢,还是捆绑别人?你怕死。不愿意死。又无法很好地活着。只好系了一个活结来考验自己——勇气,耐心,以及抵御诱惑的能力。
很少有人知道你是谁。我同样也不认识你。但这根绳索却似曾相识:它曾经捆绑过奥德修斯。
你究竟是荷马本人,还是跟我一样——属于荷马的读者?
阅读荷马史诗,必须用掀动书页的手,轻轻解开那根悬念的绳索——它正是作者亲手系上的,应自己所塑造的人物的请求。再大的风浪,都可以被这一绳索束缚住!
如果没有荷马(这西方文化的领头羊),古希腊的画面必定显得模糊与苍白,欧洲的文学传统亦将失去它最为坚实的基石——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也会不得不改写了。如此想象一番,我们就会更加意识到荷马的重要性。他用来捆绑奥德修斯的那根绳索,此刻又牢牢系住我的心,只不过它已变成无形的了……
假如荷马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像后世的一部分研究者所猜测的那样),那么《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真正的作者是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他或他们,是否会为丧失了自己的名字而遗憾?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非历史的误会。他或他们,为了更彻底地消失在作品背后,不仅创造了两部充满话色彩的史诗,而且虚构了史诗的作者?荷马本身,就是他或他们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即便真的如此,未来的诗人们,多么需要这样一个虚拟化的教父!
当我坐在书桌前,一位古老的诗人就代替了我而存在。所以我总是无法追忆写作时的那份激动与狂喜,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我只是在继承着荷马以来的诗歌传统,从来不曾想过做他的叛徒。我以灵感是否附体来鉴别他的在场或缺席。失去了灵感的诗人,体会到的是丧偶般的痛苦。他甚至比任何鳏夫还要孤独。
无人的海滩,并不荒凉。或许当年盲诗人荷马曾从这里走过,使层出不穷的海浪多多少少沾染上一丝书卷气。直到今天,它仍在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一遍又一遍地翻动。在岸上灯塔的眷顾下,一部不朽的史诗又开始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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