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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像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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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风度像做秀


    魏晋风度在外人看来很像做秀。更多小说 ltxsba.me尤其在缺乏风度甚至没有风度的当代人眼里,更是如此。


    你觉得是假的,可他们演得那么真。泪啊酒啊血啊汗啊,全揉合到一起了,淋漓尽致。也许他们没感动别人,却感动了自己。况且原本就不为感动别人的,也不为感动自己,这批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群众演员”是想感动天地的。途穷而哭,哭有什么用?哭给谁看?凡是无用之用,可能就上升到审美的领域。这种哭是不收门票的。无用之美其实比有用之美更为难得。


    魏晋风度恐怕也只在魏晋时期才有效。那些张扬自我、放荡不羁的人与事,若换在别的朝代,会被为疯狂之人或荒诞之举——存活率将很低。魏晋的政治极其混乱与严酷,偏偏还出了那么多性情中人,莫非是不自由的社会环境恰巧把才子的梦想给痛苦地挤出来了,使之对精上的的自由加倍憧憬。无论隐于朝、隐于市还是隐于野,他们都像活在梦中,半醉半醒,分明在跟芸芸众生唱对台戏。也许并没有真的置身于仙境,却有点像仙人,言谈举止间皆沾染几分仙气。我关心的是这些另类的自导自演者究竟怎样超越世俗的——借助酒?借助药?借助诗与文章?说白了还是借助骨子里充满叛逆性的自己,即所谓高蹈的灵魂。


    鲁迅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太长,而且拗口。但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文化史上响当当的魏晋风度,酒也算一种催化剂。魏晋风度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典型的是嵇康、阮籍,还有刘伶。他们喝酒可不是浅斟低酌、轻歌慢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荡形骸,简直属于醉生梦死的境界了。刘伶文雅的时候,还写过一篇《酒德颂》,视酒若宗教,顶礼膜拜。阮籍则经常大醉之际独驾出游,穷途而哭。那时代若有交通警察,一定会作为“酒后开车”处以罚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驾驶执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近似于欧洲中世纪,属于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暗年代,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寂寞。酒作为文人寂寞的饰物,是其灵魂的短暂安慰者。


    就文化而言,那倒是一个微醺的时代。一系列特立独行的人物,在空气中挥霍着自己的创造力,怎么看都像带有醉意。直让后世的观众为其浪费的才华感到可惜。这只说明:再难有谁像他们那样务虚了,在务虚中痛并快乐着!风流人物并不见得真被雨打风吹去,毕竟给历史留下了一坛浓得化不开的精佳酿——闻一闻这陈年老窖,都让人飘飘欲仙。


    偶然的机缘,读到大卫写的《魏晋风流》,把我带回那个对酒当歌的时代。从老故事里获得新发现:什么“愤青”、“多余的人”、“垮掉的一代”,什么现代派、后现代,什么行为艺术、裸奔、脱口秀、文学社团或流派,并不真是舶来品,早在中国的魏晋时期全都有了,甚至还更显得原汁原味。魏晋就像一个做秀的时代,或选秀的时代。海选中的这一系列风流人物:阮籍、嵇康、刘伶、王戎、向秀、山涛、阮咸、王祥、羊祜、杜预、卫玠、潘安、桓温、裴楷、陶渊明……后世想模仿也模仿不了的。


    你可以说他们在做秀。你有本事学他们来一场“超级模仿秀”吗?学得像吗?学得了那份形似,学得了那份似吗?你不怕世人把你视为疯子吗?在魏晋,做这种高难度的秀,甚至还要冒掉脑袋的危险。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这倒是好学。你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问题是陶渊明辞职后真去采菊东篱下了,你炒老板鱿鱼后接着还不得不去找第二个老板。至于嵇康拒绝当官,甚至与推荐自己的好友山巨源绝交,就更不好学了。最难学的还是他在刑场上的告别演出:《广陵散》。临刑前他讨要一把琴来弹奏此曲,弹毕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遂引颈就戮。


    魏晋风度本身就像一曲《广陵散》,于今绝矣!


    此曲本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种精是超现实的,与世俗格格不入,注定要失传的。但作为当代的文人或艺术家,如果对那种仙乐飘飘的精不心存仰慕,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恐怕也无法成为一个好的文人或艺术家。


    读完大卫的《魏晋风流》,我依稀听见了《广陵散》的回声,或回声的回声(哪怕这回声是复制的,甚至是被解构了的)。也许根本不可能听见,纯粹靠重新变得敏感的心想像出来的。属于幻听?能恢复这种想像力,也需要勇气与机缘的。不怕《广陵散》失传,就怕对《广陵散》的想像与憧憬都绝灭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拿酒来,拿琴来,拿五花马千金裘来,甚至拿命来,换一曲《广陵散》。虽然这是不可能做成的交易,但作为一个诗人,我是愿意的。真正的好诗,就应该沾上点《广陵散》的仙气。就应该带来点空前绝后的意境。若对此毫无梦想,就不算真正的诗人。


    魏晋风度在那个时代也相当于“先锋艺术”了。竹林七贤及其他,另类得够可以了。与其说他们具有酒徒精,莫如说是诗人气质。不管政治家、将军、打工仔抑或隐士,带了点诗人气质似乎也就多了几分观赏性。张扬个性的魏晋风度,与后世所谓的诗人气质倒也不乏息息相通之处。只不过诗人把诗写在纸上,而那一系列风流人物则把诗写在空气中,任其挥发或变形,直至最终像《广陵散》一样无迹可寻。


    正因为魏晋出了那么多仙风道骨的名士,到了唐朝,才可能崛起李白这样的诗仙。“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魏晋风度、建安风骨也构成李白的一大精资源。他不仅在酒量上与阮籍、嵇康等有一拼,而且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譬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转而“采菊东篱下”,还算温和的隐士,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谁能说他一点没受到魏晋名士的影响?正因为魏晋风流打下了很好的精地基,李白及唐诗的辉煌才应运而生,出现得一点不偶然。李白用诗与酒的方式继承了魏晋风度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了,他本人也因此而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的大明星。


    大卫认为“魏晋风流,分两种:一种是嵇康那种不与水合作,独来独往,做自己精的酋长;一种是陶渊明这种入仕也能出仕,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永远是他的生活选项。”但我想不管哪一种都是不容易做到的,魏晋风流即使在当时也是非主流的,属于少数人的专利。一个时代的文化正因为少数人的个性而获得鲜明的特征。至少,避免了平庸。历史自然靠大多数人创造的,而文化史或文学史常常得益于少数人的偏执。魏晋名士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文化史,使之喝醉了一般发生一次戏剧性的转折。恐怕要很久以后,循规蹈矩的宋明理学才把自由散漫的魏晋风度所造成的美丽曲线给扳直了。但它们仍可能在任何时代的少数人身上反弹。


    因为我也是文人的缘故,想起魏晋,“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首先想到的居然是那竹林里的长啸。情不自禁地想回应一声。就当是喝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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