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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白话中国史·上古卷·华夏初兴
第三章 三皇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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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它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本卷第十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的女子,都是一群的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它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之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
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们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少典之子(少典:《索隐》“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的苗族
这一族人,现在称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有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古代中国汉人通称南方少数民族之名,其种族的本名,实在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东徙的,何以知道呢?《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之以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近来有人说:这盘瓠就是盘古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颛顼、帝喾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没有什么实事可述(《史记》系根据《大戴礼》)。大抵这两位君主,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所以《易·系辞》也把他们略掉。
尧舜时代,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禅让”;咱们现在且把它提出来研究研究。这件事据《史记》所记,是:
(《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它算作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明目张胆攻它(《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对于儒家的话也是怀疑的(《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是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未必史迁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作《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又作奡”。《说文》奡字下,“《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又引“《论语》曰:奡汤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有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证验;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奡(参看《癸巳类稿·卷一·奡证》)。
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用葬于苍梧之野解释它)。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按《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录的(《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适的《史记探源》)。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几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讳掉(“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授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如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孟子》赵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谓“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本卷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些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本卷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焉;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许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决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尧舜时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起分作八伯,四个是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著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逸,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江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何?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功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绝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它),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作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说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作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济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这等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概括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它[《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本卷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倘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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